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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风物志》之“文学生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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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星僧 发表于 6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金瓶梅风物志》之文学生活
阅读黄强先生的《金瓶梅风物志》 ,不由地想起杨伟先生在2017年11月24日第24版《人民日报·文艺评论》发表的一篇文学评论《以“文学生活”重塑文学史》来。


文章指出:最近,山东大学几位学者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关于“文学生活史”的讨论文章,提出要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生活史……“文学生活”研究关注文学生产、传播、阅读、消费、接受、影响等社会文化生活环节,这样的视野将生发许多新课题,使文学史研究展开新生面。


确实如杨伟先生所讲的那样:“20世纪中国文学生活史,是新的学术生长点,现代文学可以朝这方面开拓,古代文学在这方面也有很大研究空间。这个学术生长点带给我们一种期望:今后能有一种新样态文学史,是增加了文学生活内容的文学史,一方面能重现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存在状况,另一方面,也能激发现代读者的历史想象,帮助他们更好地阅读和欣赏文学经典作品。”


黄强先生的《金瓶梅风物志》就是这样一种样态的文学研究,从服饰考证的角度,以史料为依据推断《金瓶梅》反映的是明代正德年间社会生活,进一步论证西门庆这一角色影射的是明武宗,以西门庆的家庭混乱生活为缩影,影射反映当时武宗王朝以及官宦人家荒淫腐朽的生活,以文学方式重现明代生活场景,描绘明代社会现象。同时,激发现代读者的历史现象,更好地让现代人阅读欣赏这部文学名著。


通过文学方式阐释《金瓶梅》,黄强先生的《金瓶梅风物志》,这和闻一多先生对《诗经》的研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闻一多先生就是通过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和训诂等方法,尽可能呈现了《诗经》时代的“文学生活”;而黄强先生的《金瓶梅风物志》则尽可能去呈现明代中后期的“文学生活”以及“社会生活”。


黄强先生之 《金瓶梅风物志》,由序章书名解入笔,而后从历史角度、服饰描写、饮食习俗、民俗风情、经济生活五个方面,多角度、全方位地剖析《金瓶梅》所反映的明中叶的服饰潮流、官场腐败、婚姻基础、养生之道、游艺娱乐、购房置业等社会生活,涉及了官场、情场、生意场等等领域……这样慢慢品读,借助《金瓶梅》反映的文学生活,深入剖析、分析明代的社会生活,通过当时之文学生活,寻绎当时之社会生活,同时也借助社会生活,在我们眼前似乎展开了一幅立体的清明上河图一般的明代民间生活史的长卷。


《金瓶梅》作为文学文本,和时代生生相息,不可分割。理解那个时代就理解了《金瓶梅》,要理解《金瓶梅》就要发掘那个时代,虽然那个时代社会已远离我们而去。正如现代人读《诗经》、《楚辞》、《史记》与李白、杜甫、庾信、鲍照、曹植、苏轼那样,总是有点“隔”,但是一旦融入“文学生活”的现象天地,读者会为之“豁然开朗”!


服饰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时代社会经济、文明程度、价值取向的风向标。如书中“服饰与《金瓶梅》时代背景”章节中,由何千户娘子蓝氏的麒麟袍儿而推断出作者有所指示,这一定是一个服饰制度较为宽松的时代。在“金瓶梅中女子内衣”章节中,读者可以看到宋明以降我国古代服饰贯穿着“存天理,去人欲比”的思想,但在特定的时间段社会风气也有极为开放的一面。明中叶出现了礼教思想松懈,违礼逾制现象,由《金瓶梅》中诸妇女人物的内衣亵服就可以看到这种纵情放达的社会风尚。


书中还有很精彩的对于房地产业、养生饮食、茶文化和游艺娱乐的研究,从目录皆可窥见其一二,住宅房与商用房,庄田府邸置业、物欲与裸婚、双陆、花灯、蹴鞠与秋千,饮食文化、茶文化、妆花服饰、女子内衣、临清钞关……这些方方面面,让我们看到明代不同于其他朝代的地方,更看到《金瓶梅》成书的复杂成因,总之,为我们全面生动呈现其文学生活的想象空间。


张勇,男,1972年出生于河南新野县,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宁夏大学,文学评论者。多年教师经历、房地产开发企业、医院、媒体工作经验,现从事企业文化策划、宣传、企业内刊、自媒体矩阵布局,作品多发表于《宁夏大学学报》、《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昌吉学院学报》、《科技创业月刊》、《商情》、《东莞日报》、《宝安日报·打工文学》、《宁夏大学校报》、《普州文学》、《安徽文学》、《躬耕》、《六盘山》、《山东商报》、《新消息报》、《香港文艺报》、《永平回族》、《新华书目报》、《中华读书报》、《半岛都市报》、《贵阳晚报》等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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